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抱着儿子复习和同学看一套课本我们是老师眼里最棒的学生
太原理工大学老教师忆高考
作者:贾振铎 ? 日期:2018-06-05 出处:生活晨报



    又到高考季,莘莘学子即将步入实现梦想的考场。回顾高考历史,我们会发现,从某种程度上讲,高考是“改变命运”的代名词。当然,考试的重要性没有变化,但考试的过程却已经完全不同。比起现在全家人“辅佐”一个考生,以前的考生是什么样子呢?6月3日,记者采访了太原理工大学的4位老教师。他们都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考生,也都如愿考上了大学。
高考前抱着儿子复习
    讲述人:边国华(71岁太原理工大学教授)
    1966年,我在太原五中上高三。这年6月初的一天,班主任给我们带来了一条重要消息: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号召全国广大师生积极投入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,为此,今年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暂停,高考取消。听到这个消息,大家面面相觑,谁也说不出话来。
    半晌,几个男同学欢呼雀跃起来,把书本往天上一扔,大喊:“解脱了,不用啃书本了。”有一些女同学则“呜呜”地哭了起来,班主任赶紧说:“同学们不要乱,停课、停考最多半年时间,在此期间大家不要放弃学业。”我默默地走出教室,心想:半年就半年吧,正好可以巩固一下书本,考个更好的成绩。
    没想到,这一等就是10多年。1977年10月下旬,听说高考恢复,我激动不已。但报名时,我却有些许犹豫。因为当时我已经是太原西山矿务局机电修配厂的一名工人、两个孩子的父亲,我担心去上大学后没了收入,妻儿的生活陷入困境。幸亏,厂里领导找我谈话,说让我放心去考,根据相关政策,工龄满5年的正式工可带薪上大学。
    解决了后顾之忧,接下来就是复习了。虽然离开课堂已经10多年,但我的基础知识非常扎实,只要翻翻书本,以前的知识点都能想起来。当时,我和妻子、两个孩子挤在一间屋子里。妻子经常对孩子说:“不要影响爸爸学习,等爸爸上了大学,就能挣钱给你们买糖果吃。”一岁的小儿子有时哭闹不止,我就抱着他一边哄他睡觉一边看书。
    我在这样的环境下复习了近一个月,然后信心满满地走进考场。考试结束大概两个月后,我收到了山西矿业学院的录取通知书,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。
    回忆当年的高考,最大的感触就是,为了自己的梦想,学子们要克服重重困难(单位同意、通过政审等),考场答题反而是最简单的事情。其实,考试成绩优秀不算什么,为了学业不惜一切的拼搏精神才最难能可贵。
怀念高考前那份纯洁的友谊
    讲述人:晋慧峰(64岁太原理工大学副教授)
    1966年学校停课时,我才12岁,刚小学毕业。因为年龄小,不能参加工作,就在家无所事事了几年。直到1970年,太原工业学院附中复课,我作为太原工业学院的教师子弟才重返校园。
    一个学期后,我拿到了“初中结业证”。摆在我面前有四条路:当知青下乡插队、上高中、读师范、当铁路工人。我听从老师的建议,去太原中等师范学校报名了。1973年9月,我顺利毕业,留校当了老师,教授政治和数学课程。和我一同留校的还有一位女同学,我们年龄相仿,经常一起探讨教学方法。
    1977年10月下旬的一天,突然听说恢复高考了,我把这个消息转告给一同留校的那位女同学,她犹豫了半晌说:“去上大学后,是不是就没有工资了?生活怎么办?”
    她因为家境不太好,不忍心放弃眼前的工资,我虽然替她感到无奈,但也无能为力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,我每天给学生上完课后,就窝在宿舍里埋头复习。有一天晚上,我正在看书,听见有人敲门,开门一看,那位女同学站在门口。她对我说:“我想通了,难得有实现大学梦的机会,如果放弃我会后悔一辈子的。所以,我来告诉你一声,我也报名参加高考了。另外……”她停顿了一下说:“咱两从上师范时就是齐头并进,当了老师又都是骨干,提前说好,这次高考咱俩都得考上,谁也不能掉队。”
    我说:“一言为定。”那一刻,我感到斗志昂扬。
    考试结束后,有一天,学校收到两封信,是给我和那位女同学的。在传达室,我们颤抖着双手打开了信——里面是我报考的吉林大学和她报考的上海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那一刻,我们相拥而泣。后来,我毕业后回到山西继续当老师,她留在了上海。虽然几十年没见,但总会想起我们并肩高考时那份纯洁的友谊!
高考把我从工地带回教室
    讲述人:卢准炜(68岁太原理工大学教授)
    1966年,我在太原五中上初三。作为班里的尖子生,升入本校的高中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但学校突然停课,我的高中梦和大学梦一起破灭了。
    没书念,又不想在家坐着,我就去太原市政公司报名当了工人,一待就是7年。期间,我参与了胜利桥、汾河沿岸部分水坝的建设。
    恢复高考之前,可以靠单位推荐上大学,但必须通过层层审核和激烈竞争,领导两次推荐我去上太原工业学院,但都没有通过。就在我快要死心的时候,突然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。
    我急切地找来有关文件认真研读。尽管文件上说高考是“自愿报名”,但也必须得到单位批准,因为单位要签署意见,要给我出政审材料。我领回报名表认真填好交给了单位,很快,单位便正式批准我参加考试了。
    那年的高考在12月中旬,一个寒冷的日子,全国共有12届毕业生参加,年龄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不等,竞争异常激烈。当年的考试共设4门课:政治、语文、数学和理化综合,满分400分。考试题目并不是很难,但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,如作文题目是《心中的话儿献给华主席》。我发挥得不错,自信满满地离开了考场。
    没多久,我就收到了太原工业学院的录取通知书——这正是前两次我被刷下来的那所学校。说来也巧,去学校报到时,遇上的老师正是当年没让我通过审核的人。我说:“老师,还记得我吗?我之前来过两次。”
    老师也认出我来了,拍着我的肩膀说:“好样的,靠自己的努力上大学,有志气。”我听后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后来,他告诉我,前几次没让我通过,是因为我年纪小,以后机会还有很多,并不是我不优秀。
    虽然多在工地干了几年,但我始终认为,当年我参与的太原市政建设,按成绩算丝毫不亚于我后来在大学的学术成果。尤其是每次路过胜利桥时,我都会笑着对身边人说:“这座桥的基座下有几块大石头,是我亲手扛过去的。”
    被老师称赞是最棒的一届大学生
    讲述人:张洪斌(69岁太原理工大学教授)
    1966年学校停课时,我在太原五中上高二。看着一些学长疯狂地扔书庆祝,我的内心却有点迷茫,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。闲了几年后,我就去太原西山矿务局机电修配厂当了学徒工,期间有过短暂的军旅生涯,回厂后就到了行政部门,不再从事一线车间的工作。
    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,我毫不犹豫地报名了。但课本的问题把我难住了——离开学校11年了,我的课本早就不在了。我找以前的老师借,但他们的书不是在“文革”时被搬走了就是被别的同学借走了。
    正一筹莫展时,一位同学说愿意和我分享他借来的课本,我才有了书看。每天,我都扎在书本里埋头苦学,经常忘了吃午饭。这样过了大约20天,我自信满满地走进了考场。
    我如愿考入了山西矿业学院。当时有个趣事,第一天上课大家互相自我介绍后,发现不少同学都已经成家了。当时我们班有19个人,互相询问后发现,大家的下一代加起来比全班同学还多,老师说:“你们拖家带口地考大学,真难为你们了。”
    因为离开学校时间太长,大家对知识的渴望已经达到了极致,读起书来都很努力。当时学校宿舍每天22时熄灯,但同学们联名请愿,希望学校能延迟熄灯一个小时,供大家学习。学校领导看到我们的学习劲头足,很是欣慰,同意了我们的请求。
    4年后,我顺利毕业,留校当了老师。一晃几十年过去了,我早已满头白发,但精神头依旧很足,给学生们上起课来一点不累。
    有人问我一生中最自豪的是什么,是发表某篇重要论文时,还是获奖时?我说,都不是,是毕业时,老师对我们说:“你们是我带过的最棒的一届学生。”
晨报记者贾振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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